环境学派:理论精髓与实践应用
环境学派:理论精髓与实践应用
一、引言:环境学派核心思想与背景
(一) 核心思想概述
环境学派的核心主张是将环境置于战略形成过程的中心地位,将其视为一个主动的、决定性的力量,而非仅仅是被动的背景因素。该学派认为,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和被动的适应者,其战略选择和最终命运主要由外部环境的力量所塑造和决定。战略制定因此被视为一个映射外部环境要求、在环境压力下寻求生存空间的过程。
该核心思想的关键支撑点或表现形式:
- 组织的被动性: 组织在面对强大的外部环境变化时,其内部调整和议事日程的重新安排往往是滞后的、反应式的。领导者和组织内部因素对战略轨迹的影响被大大削弱。
- 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环境不仅影响组织的战略选择,更在深层次上决定了哪些类型的组织能够生存和繁荣。它通过筛选机制,淘汰不适应的组织,保留适应的组织。
- 战略选择的有限性: 经理人在战略选择上的自由意志被认为是有限的,甚至在某些极端观点下被视为一种错觉。组织更多的是在环境设定的框架内做出反应,而非主动塑造环境或自由选择战略。
(二) 理论渊源与发展脉络
理论基础:环境学派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组织社会学和宏观组织理论,特别是权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种群生态学理论 (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 和 制度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 权变理论:强调不存在普适的“最佳”组织方式,组织结构和战略应与特定环境因素(如稳定性、复杂性、市场差异化、敌对性)相匹配。
- 种群生态学理论:将生物学中的进化论思想(变异-选择-保留)应用于组织研究,认为环境通过“自然选择”机制决定哪些组织形式能够生存。
- 制度理论:关注组织如何受到外部社会规范、规则、期望和合法性压力的影响,从而在结构和实践上趋同。
时代背景:该学派的兴起与20世纪中后期对组织与环境关系日益增长的关注相关。随着市场竞争加剧、技术变革加速以及社会复杂性提升,学者们开始更加重视外部环境对组织行为和绩效的决定性影响,试图从更宏观的视角解释组织世界的动态。
代表人物与奠基性著作:
- 权变理论: 伯恩斯 (Tom Burns) 和斯托克 (G.M. Stalker) 关于机械式与有机式组织的研究;劳伦斯 (Paul Lawrence) 和洛orsch (Jay Lorsch) 关于组织与环境分化与整合的研究;普格 (D.S. Pugh) 等人对组织结构维度的研究。
- 种群生态学理论: 汉南 (Michael T. Hannan) 和弗里曼 (John Freeman) 是该领域的开创性人物,代表作如《组织的种群生态学》(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 制度理论: 梅耶 (John W. Meyer) 和罗温 (Brian Rowan) 关于制度化规则与组织结构的研究;迪马吉奥 (Paul DiMaggio) 和鲍威尔 (Walter W. Powell) 关于组织场域与同构现象的研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关于官僚制和理性化的论述也为制度理论提供了思想渊源。
(三) 学派定位隐喻
《战略历程》中,环境学派可以被理解为将组织置于一个强大的“环境力场”之中。特别是制度理论分支中,韦伯提出的“理性铁笼 (Iron Cage)”隐喻尤为突出,描绘了组织在追求效率和合法性的过程中,如何被日益增长的规则、规范和官僚程序所束缚,从而限制了其自主性和战略选择空间。
该隐喻帮助我们理解环境学派的本质特征:
- 外部主导:“力场”和“铁笼”都强调了外部力量对组织的强大约束和塑造作用,组织内部的能动性相对较弱。
- 趋同性:在相似的“力场”或“铁笼”中,组织为了生存和获得合法性,往往会采取相似的结构和行为模式,即“同型化 (Isomorphism)”。
- 宿命感:隐喻暗示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摆脱环境的控制,其发展轨迹在很大程度上是预先注定的。
二、环境学派:核心理论体系
(一) 核心理论框架与模型
环境学派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由几个核心理论分支构成,共同强调环境对组织的决定性作用。主要包括权变理论、种群生态学理论和制度理论。
详细解释其构成要素与运作机制:
- 权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
- 核心观点: 组织绩效取决于其内部特征与外部环境特征之间的匹配程度。
- 环境维度: 明茨伯格总结了四大环境类型维度:
- 稳定性 (Stability): 环境可以从稳定到动态变化,动态环境由不可预测的变化引起。
- 复杂性 (Complexity): 环境可以从简单到复杂,取决于理解和应对环境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复杂程度。
- 市场差异化 (Market Diversity/Concentration-Dispersion): 市场范围可以从一体化到差异化,取决于产品线、客户群体或地理区域的多样性。
- 敌对性 (Hostility/Munificence-Hostility): 环境可以从慷慨合作到恶意敌对,取决于竞争强度、资源可获得性以及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紧张程度。
- 运作机制: 组织需根据其所处的环境特征(如稳定/动态、简单/复杂等)来设计其结构、流程和战略,以实现最佳匹配和绩效。
- 种群生态学理论 (Population Ecology Theory):
- 核心观点: 环境通过选择机制决定哪些组织能够生存和繁衍,强调组织层面的“适者生存”。
- 核心概念:
- 变异-选择-保留 (Variation-Selection-Retention): 新的组织形式通过变异(如创新、偶然事件)出现;环境根据其承载能力和资源分布选择适应的组织形式;适应的组织形式得以保留和扩散。
- 组织惰性 (Organizational Inertia): 组织一旦建立,其基本结构和特征就很难改变,这使得组织难以适应根本性的环境变化。
- 承载能力 (Carrying Capacity): 特定环境所能支持的特定类型组织的数量上限。
- 生存劣势: 如“新生劣势 (Liability of Newness)”指新成立组织死亡率较高;“小型劣势 (Liability of Smallness)”指小规模组织资源匮乏;“青春期劣势 (Liability of Adolescence)”指组织在初创期向成熟期过渡时面临的风险。
- 运作机制: 组织的变化更多是种群层面的,而非单个组织的适应性学习。环境淘汰不适应的组织,从而导致整个组织种群的演化。
- 制度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
- 核心观点: 组织不仅追求效率,更追求合法性 (Legitimacy)。组织会采纳社会普遍接受的结构、实践和符号,以获得外部认可和资源。
- 核心概念:
- 制度环境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由规则、规范、信念和文化脚本构成的社会环境。
- 同型化/同构 (Isomorphism): 指在同一组织场域 (Organizational Field) 内的组织在结构、文化和产出方面逐渐变得相似的过程。主要有三种机制:
- 强制性同型 (Coercive Isomorphism): 源于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影响和合法性压力,如政府法规、行业标准。
- 模仿性同型 (Mimetic Isomorphism): 在不确定性环境下,组织通过模仿被认为是成功的或合法的其他组织来减少风险。
- 规范性同型 (Normative Isomorphism): 主要与专业化相关,专业团体(如律师、会计师)将其成员在教育和职业网络中习得的规范和价值观带入组织。
- 象征性资源 (Symbolic Resources): 如声誉、威望、合法性等,与经济性资源(货币、土地等)相对。
- 运作机制: 组织通过采纳制度化的实践来回应环境压力,即使这些实践并非最有效率,但能提升组织的合法性和生存几率。战略过程可能涉及“印象管理”。
- 权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
组织对制度压力的反应模型 (Oliver, 1991): 虽然制度理论强调趋同,但奥利弗 (Christine Oliver) 提出了组织对制度压力可能采取的五种不同反应策略:
- 默许 (Acquiesce): 完全屈服于制度压力。
- 妥协 (Compromise): 部分屈从于制度压力,寻求平衡。
- 回避 (Avoid): 试图排除服从的必然性,例如通过隐瞒、缓冲或逃避。
- 蔑视 (Defy): 积极地抵制社会习惯压力,例如通过挑战、攻击或忽视。
- 操纵 (Manipulate): 试图修正或改变制度压力,例如通过影响、控制或改变规则。 (注意:即便这些反应看似主动,环境学派的观点是,这些策略本身也是在回应环境压力的大框架之下。)
(二) 理论构建的基本前提
环境学派的理论体系所依赖的基本假设(根据文本整理):
- 环境中心性: 环境,作为一种综合力量向组织展现自身,是战略形成过程中的中心角色。
- 早期印记与适应性递减: 在形成阶段,组织可以通过塑造自我来响应环境,但随后组织就渐渐无法响应环境了。
- 决策的长期影响: 组织的长期生存取决于其在形成阶段所做的决策。
- 领导影响的衰减: 随着时间推移,领导者对组织绩效和生存力的影响越来越小。
- 生态种群的形成: 屈从于生存选择压力的组织最终会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种群,同一生态种群中的组织具有相似的技术、产品和管理风格。
分析这些前提对理论适用性的影响:
- 对新兴行业与成熟行业的不同解释力: “早期印记”和“领导影响衰减”的假设,使得该学派对成熟行业中组织的惰性和趋同性有较强解释力,但可能低估了新兴行业或动态环境中领导者的创新和塑造作用。
- 强调宏观分析,可能忽略微观动态: 将环境视为主要驱动力,可能导致对组织内部复杂动态、管理者的主观认知和能动性的关注不足,使得理论在解释特定组织独特成功或失败时显得力不从心。
- 适用环境的特定性: 当环境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表现出强大的选择压力和资源稀缺时(如高度规范的行业、极端竞争的市场),该学派的解释力更强。在环境相对宽松或可塑性较强的领域,其适用性可能减弱。
(三) 核心术语释义
- 权变理论 (Contingency Theory):一种组织理论,认为没有唯一的“最佳”组织方式。组织的结构、领导风格、控制系统等应根据其所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因素(如环境的稳定性、复杂性,组织的技术、规模等)进行调整和匹配,以达到最佳绩效。
- 种群生态学 (Population Ecology):一种研究组织种群动态的理论视角,借鉴生物进化论。它关注环境如何通过“自然选择”过程(变异、选择、保留)影响组织种群的构成和多样性,强调组织惰性和环境对组织生存的决定性作用,而非单个组织的适应性学习。
- 制度理论 (Institutional Theory):一种解释组织为何以及如何在结构和实践上趋同的理论。它认为组织不仅受技术和经济效率的驱动,更受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规范、规则、期望和合法性压力的影响。组织通过采纳被制度化的实践来获得合法性,从而提高生存机会。
- 制度同型/同构 (Isomorphism):在制度理论中,指一个组织场域内的组织在结构、过程或实践上变得越来越相似的现象。主要有三种机制:强制性同型(来自法规压力)、模仿性同型(模仿成功者)和规范性同型(来自专业化影响)。
- 有限承载力 (Limited Carrying Capacity):种群生态学借用的生物学术语,指特定环境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支持的特定组织种群(或个体)的最大数量。当组织数量超出承载力时,竞争加剧,不适应的组织将被淘汰。
三、环境学派:战略价值与贡献
(一) 理论贡献与创新视角
- 引入外部视角: 环境学派极大地推动了战略管理领域对外部环境因素的重视。它将环境从一个被动背景提升为一个主动的、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角色,迫使战略研究者和实践者超越组织内部,系统思考外部力量的塑造作用。
- 解释组织趋同与惰性: 通过种群生态学和制度理论,该学派为理解为何许多行业内的组织在结构和行为上表现出高度相似性(同型化),以及为何组织一旦形成就难以进行根本性变革(组织惰性)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
- 强调宏观竞争动态: 种群生态学视角下的“竞争”不同于定位学派的直接对抗,而是环境筛选的结果。这为理解产业演化、组织生灭的宏观模式提供了新视角,关注的是整个组织种群的动态而非单个企业的策略。
(二) 企业实践指导价值
理解环境约束与机遇: 尽管该学派带有一定的宿命论色彩,但它帮助管理者识别和理解其所处环境的真实约束(如行业规范、技术标准、资源限制、制度压力),从而在有限的选择空间内做出更明智的决策,避免“有勇无谋”的战略。
适应性战略的重要性: 强调组织需要适应环境,尤其是在高度规范、资源稀缺或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管理者需要密切关注环境变化,并评估组织的匹配程度。
明确指出该理论适用的典型企业场景或问题类型:
- 高度规范的行业: 例如,在金融、制药、航空等行业,政府法规和行业标准对企业的运营和战略选择有极强制约,制度理论的解释力很强。
- 成熟且稳定的行业: 在这些行业中,主导设计和商业模式已经确立,组织惰性较大,种群生态学的“选择”机制可能更为明显。
- 资源高度竞争的领域: 当关键资源(如人才、资本、市场份额)稀缺时,环境的筛选作用会更加残酷,适者生存的逻辑更为突出。
- 新兴技术或商业模式的扩散: 模仿性同型可以解释为何某些成功的商业模式或技术一旦出现,会迅速被行业内其他参与者采纳。
(三) 学术发展与历史定位
- 对战略宿命论的极端呈现: 环境学派是《战略历程》十大流派中最为强调环境决定论的一派,它与设计学派、企业家学派等强调管理者能动性的学派形成了鲜明对比,丰富了战略管理理论的多样性。
- 推动组织社会学与战略管理的交叉融合: 该学派大量借鉴了组织社会学的理论成果,促进了这两个领域的对话与融合,为战略研究引入了更广阔的社会和制度视角。其理论(尤其是制度理论)至今仍在组织研究和战略管理领域具有重要影响。
四、环境学派:局限性与批判性审视
(一) 理论体系的内在局限
过度强调环境决定论,忽视组织能动性: 这是对环境学派最主要的批评。该学派倾向于将组织视为被动的适应者,大大低估了管理者和组织通过创新、战略选择和主动行动来影响甚至改变环境的可能性。现实中,许多成功的企业恰恰是通过打破常规、创造新市场或规则而成长的。
论据/阐释:文本中提到,“认为经理们不能够进行这样一种‘战略选择’...的想法都是不明智的。” 以及辛格的名言:“除了相信自由意志,我们别无选择。” 暗示了完全否定选择是不可取的。企业家的创新行为、利基市场的开拓等都难以用纯粹的环境决定论来解释。
对“环境”的定义和测量较为模糊和抽象: 环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环境学派有时将其描绘成一个同质化的、无所不能的力量,难以精确界定其边界、关键要素和影响机制。这使得理论在具体应用和实证检验上存在困难。
论据/阐释:文本指出,“环境通常被看做一类‘外在的’模糊力量,实际上,它指的是组织以外的所有东西。” 这种宽泛的定义使其难以操作。战略分化是重要的,说明在“看似相同的环境”中组织表现不同,这挑战了环境的单一决定性。
对组织内部过程的关注不足: 过分关注外部环境,使得该学派对组织内部的权力动态、文化、学习过程、资源整合能力等可能影响战略和适应性的因素重视不够。
论据/阐释:组织如何感知环境、解读信号、内部达成共识并采取行动,这些过程在环境学派中往往被简化或忽略。认知学派和学习学派等则更关注这些内部过程。
(二) 实践应用中的挑战与约束
可能导致管理者的消极和宿命感: 如果管理者完全接受环境决定论,可能会变得消极等待,放弃主动寻求变革和创新的努力,这对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
- 论据/阐释:过度强调适应可能使组织陷入“跟风”策略,难以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如果环境本身就在快速变化,被动适应可能永远跟不上节奏。
难以解释“异类”或颠覆式创新者的成功: 那些通过颠覆性创新改变了行业规则、甚至创造了全新环境的企业(如苹果、特斯拉),其成功路径很难用环境选择或制度趋同来充分解释。
- 论据/阐释:这些企业往往是环境的“制定者”而非单纯的“适应者”。它们挑战了现有的制度规范和市场结构。
(三) 学界与业界的主要批判
对战略选择空间的过度压缩: 许多学者和实践者认为,即使环境约束确实存在,组织和管理者通常仍拥有一定程度的战略选择空间(strategic choice)。环境学派在某些论述中几乎完全否定了这种空间。
- 论据/阐释:文本中提到威廉·泰勒的研究,发现组织的内部文化——“组织想改变战略的意志和愿望”——是组织适应环境的主要因素,这表明“战略性适应的外部范围是极其广阔的,它为组织谋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将组织类比为生物体过于简单化: 种群生态学将组织比作生物体,用自然选择来解释其生灭,但组织是社会建构物,其决策过程远比生物进化复杂,涉及认知、政治、文化等多种因素。
- 论据/阐释:文本中辛辣地指出,“组织不是果蝇,决策不是通过遗传天赋制定的。” 这种类比忽略了人类的意图性、学习能力和反思性。
“环境”本身也可能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认知学派等观点认为,环境并非完全客观独立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管理者感知和诠释的结果,甚至是组织间互动共同塑造的。环境学派对此关注不足。
- 论据/阐释:文本反问:“环境确实‘存在’吗?或者它仅仅是人们的感觉或社会结构本身?” 这触及了环境的本体论问题。
五、环境学派:实践应用与案例洞察
(一) 标杆案例深度剖析
案例一:20世纪70年代的加拿大航空公司 (Canadian Airlines)
- 背景与挑战:加拿大航空公司是一家在加拿大安全和管制市场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组织。当时,全球航空业开始进入大型喷气客机时代。
- 理论应用:从环境学派视角看,航空公司的规模和市场环境(受管制)限制了其战略选择。作为一家“世界级”航空公司,在发展初期就订购大型喷气客机似乎是行业规范和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即使这可能超出了其初期的实际需求或财务能力。这体现了规范性同型(追随行业领先者标准)和环境对其运营规模的“塑造”。
- 结果与启示:这种受环境(行业趋势、竞争态势)驱动的决策,即使在个体层面可能并非最优,但在宏观层面反映了组织对环境压力的适应。启示在于,即使是强大的组织,其战略选择也可能受到其所处发展阶段和行业环境的深刻制约。
案例二:20世纪30年代的斯坦伯格连锁超市 (Steinberg's)
- 背景与挑战:斯坦伯格商店成立于经济大萧条时期,最初是一家小型连锁超市。
- 理论应用:由于其“特殊能力”(可能指其灵活性、成本控制或对特定市场需求的敏锐洞察),斯坦伯格能够做出大型连锁店在当时环境下难以做出的选择。例如,它可以利用大型连锁店因经济不景气而腾空的店面进行扩张。这体现了环境(经济萧条、竞争对手收缩)为特定类型的组织(灵活的小型连锁店)提供了独特的生态位 (niche)。其成功部分源于对环境变化的敏锐适应和利用,而非仅仅被动承受。
- 结果与启示:环境并非对所有组织都施加同等压力或提供相同机遇。组织的自身特点(如规模、能力)会影响其解读和利用环境的方式。即使在看似恶劣的环境中,也可能存在特定组织形态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体现了环境的“选择”作用。
(二) 战略应用场景与实施路径
适用场景1:进入高度制度化的市场
- 应用要点:当企业计划进入一个具有成熟规则、强大行业协会、明确政府法规和既定社会期望的市场时(如教育、医疗、公共事业),环境学派的制度理论视角尤为重要。企业需要理解并遵守这些“游戏规则”以获得合法性。
- 实施建议:进行详尽的制度环境分析,识别关键的利益相关者、法规要求、行业惯例和文化期望。战略制定应优先考虑如何满足这些制度要求,例如通过获取必要的认证、建立符合规范的治理结构、采纳行业通行的技术标准和商业实践(模仿性或规范性同型)。
适用场景2:分析产业演化与长期生存能力
- 应用要点:在分析一个产业的长期发展趋势、预测哪些类型的企业可能被淘汰、哪些可能兴盛时,种群生态学的视角(如承载能力、组织惰性、各种生存劣势)能提供有价值的洞察。
- 实施建议:评估产业的成熟度、资源丰裕度、技术变革速度等环境特征。分析不同组织形态(如大型老牌企业 vs. 小型初创企业)在该环境下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对于企业自身,要警惕组织惰性,并思考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维持“适应性”。
(三) 核心启示
对管理者的启示:
- 敬畏环境: 深刻理解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力量,认识到环境对组织战略选择和生存的巨大影响。
- 在限制中寻找空间: 即使环境约束强大,也应积极分析环境特征,寻找可能的生态位和适应策略,而非完全宿命。
- 关注合法性: 在许多情况下,获得和维持合法性与追求经济效率同等重要,甚至更为优先。
对使用者的启示:
- 宏观分析工具: 环境学派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层面理解行业动态、组织种群演化和制度影响的有力工具。
- 警惕过度简化: 环境学派的观点是战略万花筒中的一瞥,不能将其视为唯一解释。需结合其他学派(如强调能动性的设计学派、学习学派)进行综合分析。
- “何时”与“何处”适用: 思考该学派的思想在何种类型的组织、何种发展阶段、何种环境条件下最具解释力。
对ESG战略规划的启示:
- 制度压力的驱动 (Institutional Pressures for ESG): ESG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制度色彩。社会对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良好治理的期望日益提高,形成了强大的规范性和强制性压力。企业采纳ESG标准,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响应这些制度压力,获得社会合法性和利益相关者的认可。环境学派的制度理论有助于理解这种压力的来源和机制。
- 资源依赖与生态承载力 (Resource Dependence &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环境学派关注环境的有限承载力。ESG中的“E”(环境)直接关联到地球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企业在制定ESG战略时,必须考虑其运营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这与种群生态学中对资源竞争和环境选择的关注点相契合。
- 行业趋同与最佳实践 (Industry Convergence & Best Practices): 随着ESG理念的普及,特定行业内可能会出现ESG实践的模仿性同型和规范性同型。领先企业的ESG举措可能成为行业标杆,被其他企业模仿。专业机构和评级标准也会推动ESG实践的规范化。企业在规划ESG战略时,需要关注行业趋势和“最佳实践”,以避免在合法性竞争中落后。
六、环境学派:跨学派比较与整合
(一) 与定位学派 (Positioning School):比较分析
共同点与理论交集:
- 外部焦点: 两个学派都高度关注组织的外部环境,认为环境对战略有重要影响。
- 分析导向: 都强调通过分析来理解环境,并据此制定战略(尽管环境学派更强调环境的“选择”而非组织的主动“定位”)。
- 某种程度的决定论: 定位学派认为行业结构决定了企业的盈利潜力,环境学派则更广泛地认为环境决定了组织的生存和形态。文本中提到,定位学派与环境学派“钻进了同一个死胡同”,都穿着“自由意志的外衣,表达相当宿命的观点”。
核心差异与视角分歧:
- 环境的定义与范畴:
- 定位学派: 主要关注产业结构和竞争环境(如波特的五力模型),环境更多是经济性的。
- 环境学派: 对环境的定义更为宽泛和宏大,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生态等多个维度。环境不仅仅是竞争场所,更是选择机制和规范来源。
- 组织的角色与能动性:
- 定位学派: 组织通过分析选择有利的产业和战略定位,以获取竞争优势,仍保留了较强的分析和选择能力。
- 环境学派: 组织更多是被动适应环境的选择和塑造,其战略选择空间非常有限,领导者的能动性被大大削弱。
- 战略形成过程:
- 定位学派: 战略是一个分析性的、深思熟虑的过程,旨在找到最佳定位。
- 环境学派: 战略形成更像是一个自然选择或制度规范约束下的被动反应过程,甚至认为组织后续的战略决策对成功或失败影响甚微。
- 环境的定义与范畴:
(二) 与学习学派 (Learning School):比较分析
共同点与理论交集:
- 承认环境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测性: 两个学派都认识到环境的复杂和动态,使得预先规划的理性战略难以完全奏效。
- 战略的涌现性: 环境学派的某些观点(如组织在环境压力下的被动调整)与学习学派强调战略从实践中逐步涌现而非完全预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
核心差异与视角分歧:
- 组织对环境的反应方式:
- 学习学派: 强调组织通过不断的学习、试错和实验来适应复杂和变化的环境。组织具有主动学习和调整的能力。
- 环境学派: 更倾向于认为组织是惰性的,难以通过学习实现根本性适应。环境的变化更多是通过淘汰不适应的组织(种群生态学)或迫使组织趋同(制度理论)来实现宏观层面的“适应”。
- 战略选择的本质:
- 学习学派: 战略是组织在与环境互动中逐步形成的,是一个持续的、演进的学习过程,组织仍有塑造自身战略的可能。
- 环境学派: 战略选择的空间被环境大大压缩,所谓的“选择”更多是环境筛选的结果或对制度压力的屈从。文本指出,学习学派讨论环境的复杂性,但“环境只是作为一个既不会对经验和实验有所反应,也不会影响学习的因素”。
- 对个体组织命运的关注:
- 学习学派: 更关注单个组织如何通过学习来提升适应能力和绩效。
- 环境学派 (尤其是种群生态学分支): 更关注组织种群的演化,而非单个组织的命运。个体组织的“学习”在其看来可能是表面的或无效的。
- 组织对环境的反应方式:
七、推荐阅读与参考文献
- 明茨伯格, H., 阿尔斯特兰德, B., & 兰佩尔, J. (2007). 战略历程 (Strategy Safari: A Guided Tour Through The Wilds of Strategic Management). 机械工业出版社. (关于环境学派的章节)
- Hannan, M. T., & Freeman, J. (1977). The population ecology of organiz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2(5), 929-964.
- Meyer, J. W., & Rowan, B. (1977). 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3(2), 340-363.
- DiMaggio, P. J., & Powell, W. W. (1983). 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8(2), 147-160.
- Pugh, D. S., Hickson, D. J., Hinings, C. R., & Turner, C. (1968). Dimensions of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3(1), 65-105. (代表权变理论的早期重要研究)
- Oliver, C. (1991). Strategic responses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6(1), 145-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