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 ESG时，我们在谈什么？

本页面主要更新关于 ESG 的争议（质疑）及对其的回应

观点来自于业界、学界，转载请标明出处

主要参考：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小军、商道纵横郭沛源(1)（2）

肖红军《关于ESG争议的研究》（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第一部分：关于 ESG 的争议时间线及其对此的回应

以下资料引自肖红军的研究成果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自概念兴起以来，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深刻的质疑和系统的批评。尤其是近几年在美国等地兴起的有组织的抵制ESG运动，将这些争议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形成了专门的研究分支。

一、ESG争议相关历史与时间节点

• 20世纪30-50年代：第一次企业社会责任大争论 (Berle vs. Dodd)
  • 核心议题：管理者受托责任的范围。
  • Berle初期观点 (1931)：坚决反对企业社会责任，主张管理者仅为股东受托人，股东利益永远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后在Dodd (1932)影响下转变立场。
•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企业社会责任大争论 (Berle vs. Manne)
  • 核心议题：现代公司的社会角色与能力。
  • Manne观点 (1962a,b)：驳斥Berle后期观点，认为管理者不具备承担社会责任所需技能（与“做生意”技能不一致），且激烈市场竞争使企业无法进行非利润最大化活动。预言企业社会责任将导致垄断和政府管制增强，危及自由市场。
• 20世纪70-80年代：第三次企业社会责任大争论 (Friedman vs. Drucker)
  • 核心议题：企业社会责任与自由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 Friedman观点 (1962, 1970)：旗帜鲜明地反对企业社会责任，其核心论断为“企业社会责任就是要增加企业利润”，即在遵守法律和道德习俗等基本社会规则下尽可能多赚钱（“Friedman主义”）。
• 2005年：第四次企业社会责任大争论 (Mackey vs. Friedman, Rodgers)
  • 核心议题：利润的地位——是手段还是目的。
  • Friedman (2005) 与Rodgers (2005)：严厉批评Mackey（Whole Foods CEO）的“顾客第一”和企业慈善观点，重申利润最大化的首要性。
• 2005年：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 (UNEP FI) “Freshfields报告”
  • 初步结论：ESG投资与信义义务（fiduciary duty）“在某些情况下相一致”，为后续争议埋下伏笔。
• 2010年：Lewis & Juravle
  • 观点：明确指出ESG偏离企业目的，违背基本信义义务原则。
• 2014年：Sanders
  • 观点：批评Freshfields报告结论基于对ESG投资的误解和判例法的误读，认为忠实义务和审慎义务均要求“阻止”ESG投资。
• 2015年、2019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 (UNPRI)等机构《21世纪的信义义务》系列报告
  • 宣称：已“结束了关于ESG投资与信义义务的争论”，结论是投资者有“积极责任”去整合ESG议题。但同时承认ESG在“股东或唯一利益信义规则”下存在问题。
• 2018年：Douthat
  • 首次提出“觉醒资本主义”(woke capitalism)术语，指大企业接纳进步左翼政治的现象。
• 2020年：Ramanna
  • 观点：认为ESG偏离企业目的和初衷，Friedman（1970）的论断在50年后依然成立，企业不应期望解决社会非市场问题。
• 2020年：Bebchuk & Tallarita
  • 观点：拓展Friedman主义，认为股东至上理论能够鼓励管理者对社会负责。
• 2021年：Rhodes
  • 观点：进一步将ESG政治化，解读为“觉醒资本主义”的具体体现，指其是虚假、肤浅、政治正确的道德施加。
• 2021年起：美国部分州（如得克萨斯州）通过立法抵制ESG
  • 例如，禁止市政当局与具有某些ESG政策（特别是针对化石能源或枪支行业）的金融机构签订合同。
• 2022年：The Economist 杂志
  • 批判性地指出，“善行会带来更优的财务表现是令人怀疑的，践行ESG的激励不够直接”。
• 2022年：Pucker & King
  • 系统性批判ESG：指出ESG投资让投资者承担更高成本，但长期回报不确定；ESG未能有效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紧迫环境和社会挑战。
• 2022年：Kirk
  • 指出ESG自诞生起就具有两种根本不同且相互矛盾的含义：一是作为投资组合经理评估资产风险调整后回报的“ESG投入”；二是多数人理解的“用他们的钱做正确的事情”的“ESG产出”。
• 2023年：美国晨星数据显示ESG基金资金外流
  • 2023年投资者从美国可持续基金中撤资达到130亿美元。
• 近几年（尤以2021年后）：美国掀起大规模、有组织的抵制ESG的风潮和运动。

二、反对ESG的主要观点和论据

（一）基于价值理性对ESG“合理性”的否定

1. ESG对企业目的的偏离 (违背股东至上)

   • 核心观点： ESG与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核心的企业根本目的相悖，因此ESG对企业而言是不合理的。
   • 论据：
     • 继承Friedman衣钵： 秉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企业目的观 (Orlitzky, 2015; Ramanna, 2020)。
     • 违背企业本质： 认为ESG不符合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或商业组织的本质特征和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设立初衷。
     • 股东至上促进负责任： Bebchuk & Tallarita (2020) 甚至认为，股东至上理论能够通过清晰的问责机制鼓励管理者对社会负责。
     • 阻碍经济繁荣： ESG会阻碍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相关的增长、创新和繁荣，破坏各层面自由利益 (Padfield, 2023)。

2. ESG对信义义务的违背 (Fiduciary Duty Violation)

   • 核心观点： ESG投资的考量因素超出了受托人对受益人应尽的财务回报最大化义务，因此违反了信义义务。
   • 论据：
     • 违反“唯一利益规则” (Sole Interest Rule)： ESG投资掺杂追求社会与环境价值等非财务目的，具有混合动机，不符合仅为受益人利益行事的原则 (Martin, 2009)。
     • 违反“审慎投资者规则” (Prudent Investor Rule)： ESG投资决策具有极强主观性，其策略运用伴随风险，风险和回报目标与信托传统的审慎要求难以合理匹配 (Muir, 2022)。
     • 附属利益型ESG投资的疑问： 即使是旨在获取附属社会效益的ESG投资（collateral benefits ESG），也被认为不符合忠实义务要求 (Schanzenbach & Sitkoff, 2020)。
     • 实践障碍： 信义义务问题被认为是ESG推广中一个特别棘手的潜在障碍 (Pollman, 2022)，许多受托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Schanzenbach & Sitkoff, 2020)。

3. ESG是“觉醒资本主义” (Woke Capitalism)

   • 核心观点： ESG并非纯粹的商业或投资考量，而是进步左翼政治议程在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工具，是“觉醒资本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 论据：
     • 意识形态工具： ESG被视为在正常政治渠道之外强加“觉醒”的进步理想和限制的方式，不公平地歧视某些企业 (Green & Kishan, 2022)。
     • 高管越权与浪费： 企业高管缺乏参与“觉醒政治”的知识和合法性，其行为可能出于机会主义动机，浪费股东的钱让高管自我感觉良好 (Wright, 2023)。
     • “觉醒洗涤”(Woke Washing)： 指企业声称参与或关心社会问题，但其行为与声称不一致，本质是披着社会意识外表的虚伪表演 (Sobande, 2020; Fan, 2023; Vredenburg et al., 2020)。

（二）基于工具理性对ESG“合效性”的批判

1. ESG不能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价值增益 (Lack of Alpha / Value Creation)

   • 核心观点： ESG未能给企业带来可验证的财务绩效提升，也未能给投资者带来超额回报，甚至可能损害价值。
   • 论据（企业层面）：
     • 缺乏一致证据： 尚没有明确一致的证据表明ESG能提高企业财务绩效 (Rau & Yu, 2024; Pucker & King, 2022)。
     • 负面影响研究： Giannopoulos et al. (2022) 发现ESG行动对企业资产回报率产生消极影响；Rojo-Suárez & Alonso-Conde (2023) 指出，长期看更好的ESG表现因替代效应导致企业价值创造水平更低。
   • 论据（投资者层面）：
     • 无超额收益： 普遍不存在所谓的ESG超额收益，ESG投资组合并未持续好于甚至差于传统投资 (Bruno et al., 2022; Atz et al., 2023; Long et al., 2024)。
     • 具体表现不佳： Barber et al. (2021) 研究表明影响力基金的税后内部收益率比传统风险投资基金低4.7个百分点；Raghunandan & Rajgopal (2022) 对美国自我标榜为共同基金的样本研究发现，ESG基金在同一资产管理公司和同一年内的财务表现不如其他基金。

2. 内生缺陷导致ESG无益于社会进步 (Ineffectiveness for Societal Good)

   • 核心观点： ESG自身存在严重的固有设计缺陷，这些缺陷使其难以真正解决环境与社会问题，无法实现其声称的社会目标。
   • 论据：
     • 含义混淆： ESG从诞生起就具有两种相互矛盾的含义（风险调整因素 vs. 道德投资），导致行业言行不一 (Kirk, 2022)。
     • 目标冲突与权衡困难： ESG内嵌E、S、G三个元素之间相互冲突且难以调和的多元复杂目标，缺乏明确的权衡取舍指导 (The Economist, 2022; Rau & Yu, 2024)。
     • 利益相关者冲突： 在微观层面，企业对所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考虑，因不同利益相关者诉求经常冲突而难以实现平衡 (Amis et al., 2020; Bebchuk & Tallarita, 2020)。
     • 财务实质性的误导： 过度强调单一的“财务实质性”(financial materiality)，导致ESG实践和投资出现目的与手段的本末倒置，关注点是ESG因素对企业财务的影响，而非企业对社会和环境的真实影响 (Pucker & King, 2022; Simpson et al. on MSCI, 2021; Delgado-Ceballos et al., 2023)。

3. “表演式ESG”严重危害可持续发展 (Performative ESG & Greenwashing)

   • 核心观点： 现实中ESG大量被用作营销噱头和欺骗工具，形成“表演式”(performative)而非真实的ESG，误导利益相关者，危害可持续发展。
   • 论据：
     • 洗涤现象泛滥： ESG已成为漂绿 (greenwashing)、可持续发展目标洗涤 (SDG washing)、目的洗涤 (purpose washing)、觉醒洗涤 (woke washing) 等行为的代名词 (Pucker & King, 2022)。
     • 漂绿 (Greenwashing)：
       • 定义：“任何误导人们对机构的环境绩效、实践或产品过于相信其正面性的沟通” (Lyon & Montgomery, 2015)。
       • 类型：Pendse et al. (2023) 识别出六种漂绿行为（选择性披露、解耦、转移注意力、欺骗性处理、可疑授权、公开自愿行动不足）。
       • 演进：Montgomery et al. (2023) 将漂绿研究区分为1.0（与消费者静态沟通）、2.0（对利益相关者、中介动态管理）和3.0（未来叙事创作）阶段。
       • 主体：包括企业漂绿和机构投资者漂绿（如Kim & Yoon (2022) 研究发现，基金加入UNPRI后，基金级ESG绩效和回报未改善，承诺成为漂绿工具）。
     • SDG洗涤 (SDG Washing)： 企业通过象征性承诺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来提高社会对其接受度，而非实质性贡献 (Bebbington & Unerman, 2018; Manes-Rossi & Nicolo, 2022)。Jürine (2023) 指出其五种表现（精心挑选易实现目标、彩虹洗涤、只报积极贡献、虚假信息、虚假承诺）。Heras-Saizarbitoria et al. (2022) 研究发现1370个组织中绝大多数是表面参与SDGs。

（三）基于交往理性对ESG“合意性”的质疑

1. ESG评级分歧引发ESG投资“噪音”和实践困惑 (Rating Divergence)

   • 核心观点： ESG评级机构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导致评级结果混乱，信息噪音大，损害了ESG评级的可信度和作为投资决策依据的价值。
   • 论据：
     • 显著分歧实证：
       • Chatterji et al. (2016)：六个社会评级一致性很低，平均成对相关系数0.13~0.52。
       • Dimson et al. (2020)：三家机构对六大公司评级差异明显，ESG评级指数成对相关系数均值仅0.45。
       • Berg et al. (2022a)：六家主要评级机构ESG评级指数间成对相关系数0.38~0.71（均值0.54），远低于信用评级的0.99。
       • Brandon et al. (2021)：社会和治理维度分歧高于综合评级，治理维度相关系数最低仅0.16，环境维度最高也仅0.46。
     • 分歧原因：
       • Berg et al. (2022a)：三大来源：范围差异（基于不同属性）、测量差异（不同指标衡量相同属性，此为最主要来源）、权重差异（属性相对重要性看法不同）。
       • Chatterji et al. (2016)：缺乏共同的理论化 (common theorization) 和可公度性 (commensurability)。
       • Eccles et al. (2020)：从评级机构“社会发源”(social origins)的隐性层面解释，原籍国、创始人、使命、首批客户等情境化因素影响其评级体系构建。
     • 负面影响：
       • 市场：给资本市场带来噪音 (Berg et al., 2022b)，损害ESG信息披露可信度，增加ESG投资风险，降低投资者参与度 (Gangi et al., 2022)。
       • 企业：导致更高的有效风险规避、市场溢价和更低股票需求 (Avramov et al., 2022)，损害企业价值。管理者难以判断低评级原因，降低提升ESG绩效积极性 (Chatterji et al, 2016)，并可能以评级方法差异为借口掩盖漂绿 (Hu et al., 2023)。

2. ESG信息披露失真对利益相关者利益造成损害 (Disclosure Deficiencies)

   • 核心观点： 当前ESG信息披露在完整性、实质性、可靠性和可比性方面普遍表现不佳，未能满足利益相关者需求，甚至可能造成损害。
   • 论据：
     • 完整性不足（选择性披露）： 披露仍多为自愿性，缺乏统一标准，企业有很大自由裁量权，倾向于披露有利信息，规避不利信息 (Michelon et al., 2015; Garcia-Torea et al., 2020; Tsang et al., 2023)。Einwiller & Carroll (2020) 对福布斯500强中75家企业ESG报告分析发现，仅不到1%内容披露失败或挫折信息。
     • 缺乏实质性（双重实质性缺失）： 未能满足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企业ESG实质议题的关注，影响决策 (Amel-Zadeh & Serafeim, 2018)。表现为企业根据自己解释挑选关键议题，缺乏由外而内的实质性评估方法 (Ramanathan & Isaksson, 2023)，或只强调单一财务实质性而忽略影响实质性 (Delgado-Ceballos et al., 2023)。
     • 可靠性不高（准确性、鉴证缺乏）： 数据可信性和影响评估方法局限 (Chopra et al., 2024)。Pinnuck et al. (2021) 对G250企业研究发现39%报告存在定量信息重述，中位数幅度达10%。存在印象管理和自我吹嘘 (Tsang et al., 2023)。缺乏强制第三方审计和鉴证，数据多样模糊使鉴证困难。
     • 缺乏可比性（标准化缺失）： 缺乏普遍接受的标准化ESG信息披露框架，不同企业依据不同标准披露，指标衡量方法不一，导致企业间横向可比性差 (Eng et al., 2022; Amel-Zadeh & Serafeim, 2018)。自愿披露下管理者每年可改变披露指标和方法，导致纵向可比性也差 (Tsang et al., 2023)。

三、对ESG质疑和否定的回应

1. 揭示ESG抵制行动的消极影响

   • 对ESG实践的直接伤害： 动摇企业和投资者对ESG的信心，使ESG实践和投资受挫。
   • 立法与政治化： 美国州一级立法（撤资法案、ESG禁令）快速推进 (Padfield, 2023; Allen, 2024)，ESG被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Shanor & Light (2023) 认为ESG抵制立法对企业形成困扰。
   • 市场反应： 企业领导人有意识规避ESG术语 (Cutter & Glazer, 2024)；投资者从可持续基金撤资 (Bioy et al., 2024)。
   • 经济社会成本：
     • Garrett & Ivanov (2023) 以得州为例，发现ESG抵制政策导致地方借贷成本提高，估算8个月内额外利息3.03亿~5.32亿美元。
     • Allen (2024) 研究发现，得州旨在保护化石能源产业的ESG抵制政策，对新的油气钻井活动和经济影响均不显著，政策无效。

2. 对否定ESG核心观点的系统反驳

   • 重塑企业目的观： 现代企业目的应超越纯粹商业利润，转向与利益相关者、社会价值共赢；Friedman主义的经济学基础已不适应时代要求，其“个体利益与社会福利一致”的前提在现实中不成立 (Bagha & Laczniak, 2015)。Mayer et al. (2020) 指出Friedman主义在过去半世纪对社会造成严重负面影响，当前需确保企业履行与其影响力匹配的社会责任。Edmans (2023b) 认为股东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不天然冲突，通过为社会创造价值的目的驱动，可同时增加两者价值。
   • 调和ESG与信义义务： ESG投资与信义义务并非绝对冲突。Held (2023) 批判“ESG投资一定违背信义义务”的论断建立在错误前提上（如假设所有投资者相同、钱是顾问的而非投资者的等）。Gary (2019) 认为只要投资策略不涉及牺牲财务回报，即使忠实义务被狭义定义，ESG策略也不违背。Schanzenbach & Sitkoff (2020) 认为风险回报型ESG投资与积极投资策略无异，符合忠实义务和审慎规则。
   • 反对ESG政治化标签： 将ESG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错误的，会使反对者走进战略“死胡同”。保守派将财务评估与政治对手价值观混淆，本质是基于价值观的ESG (values-based ESG) 而非基于价值的ESG (value-based ESG) (Schulp, 2023)。Edmans (2023a) 认为给ESG支持者贴“觉醒”标签是不专业的，ESG不是必须选边站的辩论。
   • 肯定ESG的进步性与可完善性： ESG不完美，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不能否认其是一种进步。许多批评是“夸大其词”，或可随时间推移解决 (Pollman, 2022)。应从长期价值驱动因素定位ESG，若如此，ESG争论便失去很多意义 (Edmans, 2023a)。

3. 提出应对ESG争议的策略与反思发展路径

   • 企业和投资者的应对策略：
     • Winston (2023a)：企业领导者须对抵制行动坚决说“不”，吸取三教训（不被噪音阻碍、对政策问题不袖手旁观、坚持做正确的事不屈服）。
     • Cort (2023)：采取务实主义，三项行动：明确ESG战略并说明其对企业成功的重要性；重视ESG数据标准化；开展尽职调查。
     • Winston (2023b)：依据批评广度（狭隘ESG vs. 宽泛可持续性）和动机（好意 vs. 恶意）将反对者分四类，并针对性提出策略（如对真实批评者：倾听对话，推动完善；对政治剥削者：不坐视不管，不屈服，合作应对）。
   • ESG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
     • 改进式发展： 在现有ESG术语轨道上，针对其不足进行改进。如Shastry (2023) 呼吁“让ESG再次伟大”。具体包括：增加或减少元素使概念更精准 (Pollman, 2022)；加强漂绿防范监管使ESG回归真实 (Pendse et al., 2023)；优化ESG衡量与评级体系以减少分歧 (Charlin et al., 2022)；完善ESG信披规则与监督以提升质量 (Darnall et al., 2022)。
     • 换道式发展： 深刻理解ESG核心要义基础上，不再使用ESG术语，赋予全新名称，在“新轨道”上发展。Edmans (2024) 提出以“理性可持续”(rational sustainability) 取代ESG。质疑和否定ESG的观点不代表应放弃所有基于ESG的实践努力，而是应进行重大反思或“改变话语”(Pollma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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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原文

第二部分：关于 ESG 评级标准的质疑

ESG评级之所以存在，是市场需求的结果。

• 投资者不愿意看长篇大论的ESG报告和不够结构化的原始信息；

• 投资者有其偏好；

• ESG评级机构将公开信息做二次加工之后，形成结构化的数据作为参考；

• ESG 评级的存在降低了 ESG 投资的信息成本。

1 为什么 ESG 没有统一的标准？

• 根据发起者的价值观、目标、使命等，每个标准都是由各个组织自己发起制定的。

• 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评级标准，它的合理性同样也要打个问号。世界上有那么多的行业和公司，再加上每个国家的国情也不一样，面对这些形形色色的评价对象，很难用一个评级体系来全面评价。

• 多样性、参差多态是世界之美。不存在单一的评级标准，更符合世界之复杂性。

2 为什么 ESG 评级过程不公开？

• 每一个指标体系只公开它的指标结构，比如指标分别考核什么，但不会公开是如何经过加权平均后得出的结果。

•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公司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的评级结果有所差异，自然就会让企业和投资者产生一些困惑和质疑，质疑这套标准是一个“黑箱子”，因为大众看不到评级的产生过程。

• 评级的过程，在目前看来有其知识产权保护策略，也与设立者的目的相关。

• ESG 评级体系越多，从整体看，评级最终趋于“相对公正”，这就是市场的作用。

3 为什么 ESG 评级要面面俱到？

• 评级面向的是投资者，强调全面性，即评估指标要涵盖方方面面。

• 有的投资者关心气候变化，但也可能有的投资者关心劳工问题，ESG评级都要覆盖。

• 这样做有合理性，但随之带来的问题是每个指标能分配到的权重很小，譬如说气候变化这类指标，可能在100分中只能占几分。

• ESG评级方法的另一个常见特征是普适性，即评估指标要照顾到行业内多数公司的情况。普适性还带来另一个问题，即要考虑到行业中优良中差各种表现的公司，既不能只照顾优等生，也不能只照顾差等生。

• 从平均意义来看，不管是早期的SRI还是现在的ESG，对上市公司的ESG评估重点确实是先管控好负面（风险管理），再来看正面（社会价值）。

4 第三方的ESG报告鉴证也可能成为部分公司的“漂绿”途径？

目前，ESG投资在资本市场很受欢迎。有人认为，其中存在一定的道德风险。比如，ESG可能成为被利用的工具，第三方的ESG报告鉴证也可能成为部分公司的“漂绿”途径。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一观点？投资者该如何有效识别公司可能存在的“漂绿”行为？第三方机构又该如何确保ESG报告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

• 第三方的ESG报告鉴证，包含两种评价主体，个人和机构。个人方面，在碳排放数据，涉及专业的捕捉和测量技术，基本不具备客观条件。

• 机构，比如四大会计事务所这样的机构去为一些ESG报告做鉴定和背书前，必定会做尽调，证明报告中的数据真实可信。这有点像企业上市前的审计和尽责尽职报告，“四大”必须要对里面所有的数据和事实负责。如出现造假，将承担极大的道德风险。

• 但也不排除一些缺乏商业伦理道德的机构或者内部的管理人员甚至合伙人，为了挽留客户“漂绿”ESG报告。

• 如何识别ESG报告的真实性，可参考评级机构给出的结果，尽管不能保证百分百准确，但起码是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可以通过借鉴多个评级体系给出的结果交叉验证。

5 谁来为 ESG 评级机构评级？

在自由的市场体系里，一般由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来为市场中的物事定价，并逐步进行优胜劣汰。

假设市场依然 ESG 评级的需求：

• 那就会出现 ESG 评级的供给，A、B、C……Z；

• 如果 A 的评级不公正/不准确，那需求方就会向 B (C, D, E .... ) 寻求方案

• 直至满意为止

假如有一天评级的机构太多，产生了对评级机构的评级需求：

• 就会有人做一个评级，来满足这个需求，比如 rate the rater

第三部分：关于企业是否应重视 ESG 的疑问

1 ESG 是否偏离了企业的主要职责？

对ESG最核心的质疑，是认为它可能偏离了企业的主要职责。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主要职责是利润当先，为股东带来尽可能多的回报。而过分强调ESG或社会责任，会让企业变成“对谁都负责，就意味着对谁都不负责”

• 对环境、社会负责会让全社会受益，因为所有人都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都身处同样的环境生活。

• 公司治理所涵盖的对环境、对社会负责，以及诚信经营、公平公正，这个前提的合理性在任何正常国家都不应受到质疑。

• 如果将企业放在环境和社会的对立面，认为履行环境、社会负责的时候，就会影响公司经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企业都只把赚钱作为唯一目标，那么过去粗放式发展导致的环境污染，将有可能再次上演。

• 企业理应对环境和社会负责，至于应该投入多少，可以根据企业自身能力而定。但企业不能因为说活不下去了，就必须不择手段去赚钱，这个逻辑明显不成立。

• 当一些头部企业，或者是领先企业开始关注ESG，同时也关注供应链的ESG表现，就会形成一种连锁反应——那些不关心ESG表现的供应商或产品就会失去市场竞争力，甚至失去生存能力。比如苹果，现在就非常强调供应链的ESG管理。

2 ESG并没有带来它承诺的好处？

ESG的本质是可持续发展，但是如上所述，它未必能确保企业的利润，甚至有时候是矛盾的。因此有人质疑，ESG并没有带来它承诺的好处。企业应该怎么处理这个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益的关系，从而真正认识ESG的价值？

• 为了达到更高的环保标准而进行整改的过程中，企业会因为增加了设备、人力，导致投入成本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盈利。但是当整改落到实处以后，企业可能会因为对环境高度关注，把经营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而获得更高的利润。比如，此前在空气污染指数高的时候，一些污染或者排放较高的行业就会因此被强制停产限产。而那些经过整改后符合排放标准的公司则可以正常生产经营，利润也能得到保障。

• 践行ESG或许会在短期对企业的财务有一定影响，但是长远来看，应该能带来更多益处。当整个市场的趋势都如此，政策法规也更趋严的时候，如果企业不做ESG，（其影响）就不再只处于财务和利润的范畴，而是关乎能否继续生存了。

3 ESG 基金回报惨淡？

毫无疑问，长期的、基于社会许可的分析方法，更能体现ESG投资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恰恰在当下是被忽视的。

• 投资应是长期的，其回报应作如是观。

• 投资回报也取决于多个因素，如外部环境的新冠疫情、俄向乌发动战争等。

• 从一些做业绩指标的机构公布的数据来看，在正常年份，ESG表现好的企业盈利能力至少不差于一般的企业。

• 观察周期可以拉长两年，在宏观环境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下，也许ESG基金有更大的空间。

下文引自：ESG表现能改善企业投资效率吗

原文发表于《证券市场导报》 2021年11月号

作者：高杰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褚冬晓、廉永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

郑君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研究部

企业良好的ESG表现能够有效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进而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因此，企业应该在产品开发、员工培养、项目投资等方面拥抱ESG理念，培养环保意识，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加强公司内部治理，提高投资效率，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异质性分析发现，信息传递效率较高的企业，其ESG表现带来的投资效率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为使ESG投入得到更高的回报，企业还应加强信息披露，让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更及时、准确地把握企业ESG表现，从而进一步支持企业发展。

分析师等外部参与者可发挥信息传递作用，监督企业ESG行为。在企业信息披露不完全的情况下，媒体和分析师的判断及观点是外部投资者进行投资的主要依据。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分析师关注较多的组别中，ESG表现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因此，分析师等外部参与者作为信息中介，应该积极发挥信息传递作用，监督企业ESG行为，并进行及时、客观的分析和报道，引导资金流向ESG表现较好的企业，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升。

4 ESG与业务常常脱节

目前，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已经设立专门的ESG管理体系，并宣称将ESG理念融入主营业务之中。但从部分公司的ESG信披来看，与之相关的数据（如污染物排放、碳排放等）却不完整。在您看来，公司应该如何真正将ESG融入主营业务，外部又该从哪些方面来判断公司切实践行了ESG理念？

钱小军：

• 首先，需要观察公司是否将ESG理念融入到对供应商的选择中，并形成一套选拔机制。如看供应商是否符合环境友好的标准、是否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业务，运用可再生或者环保的材料等。从这些细节可以直接看出这家企业有没有真正意义上把ESG融入到主营业务之中。

• 其次是看公司对外宣称的环境和责任议题，是否有长期追踪。需要注意的是，不能把这些议题当成一个个独立的项目，做完就没有下文了，等到第二年再申请一笔新的经费，周而复始。

• 第三是看公司是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一致理念。当企业的一把手特别重视ESG的时候，企业的ESG部门负责人在开展相关工作时就比较顺畅。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一把手的支持，ESG部门负责人可能连申请经费都困难，只能为了应付领导想要的结果做些表面文章。所以，如果企业的决策者非常重视ESG，就说明他具备责任型领导力。也就是无论站在履行社会责任还是提高业绩的角度上看，都把它们当成企业势在必行且与主业不能分割的事项。当二者不被区别对待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家企业真正将ESG理念融入到了主营业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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